勤和儉都是傳統的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環境光靠勤儉恐怕只能過苦日子，反而靠祖蔭買下一個旺舖或豪宅收租的懶人可以長食長有。這是客觀的事實。

一個清潔工人、一個的士司機、一個食肆侍應、一個大廈看更，雖然敬業樂業，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也只能賺取微薄的報酬；省吃儉用不去投機賭錢，雖或可勉強積存一點錢，卻仍得憂心退休後的生活。

業主收租好過做老闆

做老闆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如果你開餐館，而略有成績客似雲來，你多半也不會賺大錢。你將會面對加租的命運；長時間的辛勞所賺取的，還不及「印印腳」收租的業主所賺的多！

這不是說勤儉沒有好處。這只是說：要賺取好的回報最重要的是擁有人家沒有的優勢。如果你擁有的技能天下間多的是，則更勤力地安分守己去工作，恐怕仍得面對貧窮的命運！

所謂「人家沒有的優勢」，可以指一個歌星獨有的魅力、或者某特殊性優質產品在市場上的獨領風騷、或由自己獨有的優質產品的代理權、又或者是一個絕 佳地段的旺舖等。淳樸的勤不是說沒有用處，而是說它只會變成為人所用，為人家賺錢或服務的工具。這無疑是不公平的，但以目前的大環境，勝者賺盡 （Winner Takes All ），平庸者則被人賺盡。這就是全球化下市場力量運作的結果。

所謂市場力量所指的就是供求。如果經濟繁榮，商舖生意額可觀，大家見有利可圖都會爭着要租用現成的旺舖。業主也會趁市好當租約期滿的時候大幅加租。同樣道理，如果的士行業市旺，車主也會加租。最後的結果是多做了生意後收入卻未必會增加，反而業主「印印腳」可以賺多很多。

形成「勝者賺盡」局面

是以兩百多年前美國社會運動家亨利佐治提出：社會愈繁榮進步，地皮的經濟效益就愈高，業主收益亦水漲船高；反而競逐單位使用權的經營者最後得個白做。

因此他建議政府應向業主討回部分社會繁榮帶來的價值。筆者對他這個構思十分認同。如果政府能把徵來的稅款回饋社會，減輕受薪階級及做小生意的稅務負擔，或改善社會上的基建、或改善政府服務，社會就會更接近公義，生產力也會提高。

市場力量本來已有獎賞有「過人之處」的生產要素的擁有者。全球化把市場的規模和全球性競爭進一步擴大，便形成了「勝者賺盡」的局面。

會考放榜了，上自特首，下至高官，一起為失敗者「打氣」。
會考放榜日的名人「打氣」的語錄充斥中國式濫調：「勝不驕，敗不餒」，佔「打氣金句」的百分之九十二，高踞冠軍；「一次會考分數不代表一生成 就」，點擊率百分之八十九，榮為亞軍。「求學不是求分數」、「從哪跌倒，在哪爬起來」等連連叫人打呵欠的名人雋語，從六十年代小朋友畫報的老師談心事信箱 開始，一百年不變──即使「打氣」，成功人士們可不可以沒那麼沉悶，展現一點點想像力？
例如──
「在人生之中，失敗是不免的，越成功的人，越會嚐過失敗的苦楚。例如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你們記得他的《舒特拉的名單》、《雷霆救兵》、《ET》 嗎？但是這都是大師的大學畢業一級榮譽論文，碩士的得獎論文，以及榮獲諾貝爾獎的博士後論文，在電影的小學畢業試、中三淘汰試和中學會考之中，各位小朋 友，史匹堡都是不及格的，《紫色》（Purple），是史匹堡第一部企圖脫離商業娛樂路線改行文藝深度的誠意之作，刻劃美國黑人的情感，結果被罵得狗血淋 頭。《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以半殖民地上海租界的一個英國小孩的童年回憶為主題，史匹堡想玩一點點大場面，換來的是影評人一通無情的嘲笑，票房xx。

史匹堡不服氣，再拍了一部《斷鎖怒潮》（Amistad），講黑奴反抗奴隸主，想報《紫色》失敗之仇，就像他會考不及格之後想Repeat一樣，而且找到英國性格巨星安東尼鶴健士來客串，結果呢？票房和口碑，也一樣黃掉了。

史匹堡在南加州大學讀電影，也沒有畢業，因為他有閱讀障礙症。今天，老師想說的是，一個偉人，必須有早年的一點點敗績來烘托他日後的成功，就像太 陽需要月亮來烘托，不經歷過黑夜的悽惶，我們就無從欣賞朝霞的艷光。如果你們會考失敗了，那麼恭喜你，但願將來你們有一天當了億萬富豪，回到母校來出席名 人演講，三十年後，你對這座禮堂的學生說：當年，我站在這座禮堂領取會考成績單，我記得，我只有三科E，就是美術、音樂、宗教。」

面對滿座爭相點頭的會考失敗者，你充滿關愛地凝視他們的臉孔，在心中加一句：「然而，在你們中間，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只是一批懶散而平庸的打機和追星笨蛋，你們不是史提芬史匹堡。」

香港人見面打招呼，以前說的是：「你吃了飯沒有？」今天最流行的「問候」，是「你出了書沒有？」

當 o靚模憑一冊露肉見乳溝的寫真集而榮升作家，而明星把身邊養貓、塗彩甲、去北海道吃魚生的瑣碎事「結集」而成為才女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連砵蘭街那個五呎 三吋半、今年五十四歲、一嘴巴黃牙、手臂上有一條三十年之久的褪色紋龍的那個兼職社團資深四九仔的金牌龜公「吉叔」，也很快要把他的扯皮條生涯口述成書， 結集出版，而晉升為「文化人」。

曾幾何時，出書是一種很高尚的行為。一九七五年，台灣詩人余光中在會堂講座，西裝筆挺，頭髮微灰，臉容方正，談吐溫文，有點像日本的川端康成。他 從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講到杜甫的〈秋興〉，然後又從胡金銓的《俠女》，講到詩詞裏的意象問題。最後，余教授說：我最近出了一本詩集，叫做《天狼星》──他 端起自己的作品，環視全場。

我們那時都是初中生，屏息靜氣──出書，哇噢，就像狄更斯小說《苦海孤雛》的主角奧利佛在鄉間流浪，看見路標：「倫敦，向南四十哩」而心中浮現的無限嚮往：倫敦──那是一個沒有 o靚模、而龜公也無從登堂入室成為社會精英的殖民地優雅時代。

打開一本英文名人錄，介紹某勳爵：牛津歷史系畢業，曾任外交次長、出使巴爾幹半島斡旋聯合國決議，現任柏克萊銀行董事，育有一子一女，最神聖的履歷留在最後：「出版著作」（ Publications）：東非魔鬼紅蝴蝶的品種研究。

這就叫做出書：知識、見地、文筆高人一等的，才有這樣的執照。時代不同了，出書也民主化，十四五歲的小孩都做作家夢，社會自然該多多包容。下次上 東莞揼骨，記住問那個八號湖南妹：你出了書沒有？她會簽名送你一本散文詩，叫做《冰火集》，文筆流麗。呀，原來不輸過琦君和蘇雪林。

（陶傑）